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理事、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顾问杨羽白同志，不幸于2004年10月25日晨9时35分因病去世，享年八十三岁。25日晚，当接到他女儿杨晨电话得知这一噩耗时，我感到震惊、悲痛和惋惜。他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，但却想不到走得那么快，何况十月六日我和他家保姆陪他到华山医院看病时，医生说他身体无大碍，十月七日还与他通过电话，怎么还不到二十天就走了呢？据说当他儿子杨刚送他住院后，他曾十天十夜没睡好觉，由肺炎引起肺功能衰竭而亡。我们为他的匆匆离世而感到悲痛。

杨羽白同志是安徽定远人，出身地主家庭，据说他的祖先曾先后出过三个武状元，二个文状元。他热爱祖国，追求进步。抗日战争爆发时期，他与杨明远同志（我的爱人，是远房叔侄关系，其实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）共同奔赴大后方读书，并在重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学校工作过，因而对陶行知先生非常景仰，对陶研事业非常热心。虽然他后来是在九三学社工作，但对陶研事业始终是关怀、参与和支持的。

由于他和杨明远有远房亲属关系，家又住得比较近，因而近年来经常保持联系，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。

他为人正直，做事认真执着，对陶研事业非常热心，很多工作都有他的足迹。1981年陶行知90周年诞辰之际，在北京邓颖超同志主持召开为陶行知平反恢复名誉大会后，上海的党政领导、教育界人士、陶行知生前好友及陶门弟子拟召开纪念大会，筹备陶行知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，他积极参与，并负责编印大会纪念册。他编写了六千字的陶行知先生传略，得到了陶研会的肯定。经费有困难，他先垫付，会场上陶先生的遗像不够理想，他请专家连夜画好，保证了第二天大会的顺利召开。

1992年山海工学团建团60周年之际，全国陶研会在上海召开，他委托我提醒市陶研会，山海工学团有关同志有一笔款项（约一万多元）是陶门弟子及各方捐款，准备在黄山建立一座陶行知纪念亭，应该前往落实，经联系1993年他和山海工学团团长潘冷云同志亲赴黄山，在当地政府的积极配合下，在黄山建立了陶行知纪念亭，在亭的两旁刻上了郭沫若题写的陶行知名言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等字样，这座亭子位于风景胜地黄山山腰，可供后世人永远瞻仰。

近几年来，他视力衰退，多种慢性疾病缠身，但他对陶研事业仍非常关心。当成都育才简介编辑部刘瑶同志、宝山区教育学会林力峰同志、育才校友肖瑛同志找他为“陶行知与育才学校教育实践”这本书写一篇陶行知传略（约万字），他为了写好这篇文章，翻遍了陶行知全集十卷本，结合他对陶先生平时的了解和材料的积累，深情地、认真负责地写了这篇文章，做到了时间、地点、事迹都有出处，连标点符号都认真负责地核对。

2002年12月，当上海陶馆迁址、山海工学团建团70周年之际，他虽行动不便，仍坚持坐着轮椅，乘着小轿车赶到宝山参加活动，这一切说明他对陶研活动的关怀和支持。

今年，他的视力更差了，身体更衰弱了，但他关心陶研事业，关心同志的情怀没有丝毫减弱。今年上半年他写了二篇纪念文章，他口授别人代笔，从二月份到五月份，写了一篇纪念市陶研会前秘书长杨明远的文章“鞠躬尽瘁为陶研事业献身——杨明远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祭”，写这篇约四千字的文章，他同样地是认真的，深情的，不厌其烦的修改了六遍才完稿。不久，又传来成都刘瑶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，他又怀着悲痛的心情请人代笔写了“哭刘瑶”。

他还十分关心山海工学团办学的事宜，他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，按照时代的要求，要进一步按照党的教育方针，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，关心农村青年、民工子弟，办好陶行知在上海创下的教育事业，办起培育有真才实学，有实践能力，国家需要的技工学校，他写好倡议书、办学计划，与市陶研会屠棠同志，山海工学团沈增善、宋尧、李平等同志磋商研究，沈增善、宋尧也亲自前往杨羽白同志住所磋商并向宝山区汇报，积极开展活动，目前虽然因诸多因素尚未能办成，但山海画社不久将成立。

今年四月份当他得知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会刊因经费总是将停刊，改在陶行知纪念馆网站上出版电子版，他很着急，认为应该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继续将印刷版会刊“行知行”办下去，不能失去这块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阵地，就主动与陶研会屠棠同志联系。最后在有关同志共同努力下，由山海工学团、陶行知纪念馆、行知中学三方面负责办报经费，“行知行”七、八期又复刊了。

杨羽白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，是讲究奉献的一生，他为人正直，光明磊落，又默默无闻，他的逝世使人感到悲痛，人们会怀念他，相信今后他所关心的陶研事业会继续发扬光大，他的子女会成长得更好。安息吧，羽白同志！